人类的面部表情可以表达自我的内在性格，这一观念贯穿了整个19世纪所有制作肖像的视觉媒介。实际上，照片的普及似乎推动了人们对于内在性格的解读。公众人物的照片在画廊展出则助长了大众对于肖像照片的商业炒作，这使得个人收藏的照片越来越多。1863年7月，在一篇发表于《大西洋月刊》（Altantic Monthly）的文章中,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设想了一种叫做“摄影式亲密”（photographic intimacy）的人类关系新可能性，即两个素未谋面的人可以通过交换各自的照片来建立友谊。但这种关系在两者交换书信和风景之后才开始出现，直到在互相交换经过精心摆拍的自拍照片，以及互相分享所爱之人的照片时，两者的关系才达到高潮。霍姆斯写道，随着时间的推移，摄影将使“外在的和……内在的生活成为现实……但他的声音你从来没有听到过，（摄影记者）远比那些叫他名字的成百上千人更理解他，因为他们与他年复一年的相见。”人类的内心情绪和外在表现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对应关系，这一观念也为人类手势和面部表情的科学实验提供了理论依据，比如在19世纪50年代，休·韦尔奇·戴蒙德博士（Dr. Hugh Welch Diamond）就拍摄了精神病人的照片。

杜兴·德·布洛涅

从表面上看，法国医生纪尧姆·本杰明·杜兴·德·布洛涅（Guillaume Benjamin Duchenne de Boulogne, 1806-1875）所进行的科学探索与戴蒙德的工作十分相似。杜兴是巴黎沙普提厄医院的一名内科医生，该医院可以医治患有癫痫、神经问题和精神错乱等病症的患者。在杜兴1862年出版的《人类面部表情机制》（Mécanisme de la physionomie humaine）中附有一份由84张于1852年至1856年间拍摄的照片组成的图集，主要呈现了人类的面部肌肉受到电流刺激后的反应。在摄影师阿德里安·图尔纳雄（Adrien Tournachon, 1825-1903）（即著名的巴黎摄影师纳达尔的弟弟）的技术建议下，杜兴试图通过电流刺激来激起单个面部肌肉发生反应，他认为这些面部肌肉与人类的表情有密切关联。在这84张照片中，大部分拍摄的都是智力障碍人士;其中45张的拍摄对象还都是同一个患有智力障碍的老人。

为了使相机的记录更有价值，杜兴忽略了快速且轻微的面部肌肉反应，取而代之的是更加戏剧性且变化明显的面部反应。杜兴认为他的研究对象出现的情绪反应是所有人类面部表情的典型特征；但他对其研究对象的个性特征和独特的面部反应却不感兴趣。与戴蒙德的工作成果不同，杜兴的研究探索明确地表明了其与艺术和科学的关系。例如，他的专著《人类面部表情机制》内附了一些整页插图，在这些插图中，作者将他的摄影实验与艺术作品进行并排比较，以表明艺术作品并不总是准确地描绘人类生理上的情绪反应。摄影史学家南希·罗斯（Nancy Roth）认为，在杜兴的同时代人看来，杜兴的摄影实验对于艺术创作来说太写实主义了：一位评论家写道:“他……由于（摄影实验）剥夺了艺术的一切理想化，而把它简化为一种解剖学意义上的写实主义，且每一细小的部分都需要符合某一现代艺术流派的原则而备受指责。”19世纪，以古斯塔夫·库尔贝（Gustave Courbet, 1819-1877）为代表的现实主义绘画和让-奥古斯特-多米尼克·安格尔（Jean-Auguste-Dominique Ingres，1780-1867）为代表的理想主义绘画，这两种绘画风格之间的冲突在论及杜兴的摄影实验时也被这名评论家特别提及。

达尔文

在发表了《物种起源》（1859）和《人类的由来》（The Decent of Man，1871）之后，英国科学家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 1809-1882）完成了他从1838年开始的研究。达尔文在其著作《人类和动物情感的表达》（The Expression of The Emotions in Man and Animals，1872）认为，在所有人类中，无论文化背景如何，表达情绪状态的身体迹象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动物的情感表达方式也与人类相似。这本书强调了达尔文的假设，即人类并不是被单独创造的物种，而是自然选择和进化过程的结果。

这本书在出版后的前四个月内卖出了大约九千册，这一方面是因为达尔文是一位著名且富有争议的作家，另一方面是因为情绪表达的主题在当时很流行。达尔文在这本书的引言中承认了他的理论成果得益于杜兴·德·布洛涅对情绪表达的独到见解和其拍摄的实验照片。实际上，杜兴曾经借给了达尔文一些照片，而后者也把这些照片作为其研究成果的一部分进行发表。对于杜兴的这些照片，达尔文要求制作照片的雕刻师为拍摄对象除皱，并移除对研究对象面部进行电流刺激的仪器。除了艺术家提供的插图之外，书中还包括了达尔文委托伦敦摄影师奥斯卡·雷兰德（Oscar Rejlander）拍摄的照片(见图3.12)，雷兰德还亲自在镜头前表演了一些情绪状态。达尔文认为，婴儿表现出的情感是最纯粹、最不被社会同化的，他使用了由雷兰德(图5.15)和德国摄影师阿道夫·迪德里希·金德曼（Adolph Diedrich Kindermann，1823-1892）拍摄的婴儿照片作为依据。书中共有五位摄影师为达尔文提供了照片。

3.12奥斯卡·雷兰德，《人生的两条道路》（The Two Ways of Life），1857年出版，蛋白照片，乔治·伊斯曼之家，罗切斯特，纽约

5.15奥斯卡·雷兰德，《雷兰德和婴儿》（Rejlander with Baby），1872年，达尔文收藏，剑桥大学图书馆，英国

达尔文试图研究以一种廉价的方式将照片收录在文本中。但这被证明是难以实现的，由于打印文字的印刷机速度太快，导致其无法同时复制照片和文字，而且大多数的照片需要在特殊纸张上印刷，而不是在新闻纸张上。但摄影师欧内斯特·爱德华兹（Ernest Edwards, 1837-1903)发明了一种叫做胶版印刷（HELIOTYPE）的技术，他在1868年为达尔文拍摄了一幅肖像，这种技术使用了印刷刻版来复制照片，从而降低了书籍的成本价格。尽管最终生成的图像并不清晰细腻，但它们确实有效地传达了人物的面部表情动作。

5.16佚名摄影师，《热情的态度》（Attitudes Passionelles），选自沙尔科《沙普提厄医院的摄影肖像研究》中的第21张底片, 1876年，纸质照片，巴黎勒内·笛卡尔大学国际医学图书馆

沙尔科不仅拍摄了扮演患有各种精神疾病症状的被摄模特，还在周二邀请公众到他的疗养院里观看他们的表演。他的拍摄对象那夸张的表情和动作姿势与剧院里演员的表演姿态十分相似，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被要求在镜头前表演各种精神病的症状，而不是重新体验这些症状。

沙尔科

和他的老师杜兴·德·布洛涅一样，法国内科医生和神经学家让-马丁·沙尔科（Jean-Martin Charcot，1825-1893）也在沙普提厄医院工作。他利用照片记录案例研究，并对艺术中情感的表达饶有兴致。从某种意义上说，沙尔科把杜兴的研究发挥到了极致，并每周向科学家和社会名流等观众公开展示他的病人，这其中很多是女性。此外，沙尔科对歇斯底里症（hysteria）的深切关注也吸引了他最著名的崇拜者，即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

从1877年到1880年，沙尔科出版了《沙普提厄医院的摄影肖像研究》（Photographie Iconography of the Salpêtrière Hospital），这是一部三卷本的书籍，书中包含了有关歇斯底里症的照片(图5.16)。他还与临床医生德马西·马格卢瓦尔·布恩维尔（Désiré Magliore Bourneville，1840-1909）一起合作，并在沙普提厄医院的实习生保罗·雷纳尔（Paul Régnard，1858-1927）的协助下，沙尔科试图拍摄人类在不同精神状态下的肢体语言表达。他选择的实验对象是全法国众所周知的能对催眠暗示有良好反应的人。与休·韦尔奇·戴蒙德、杜兴和达尔文的研究成果一样，沙尔科的研究成果和实验照片依然强调的是作为一种呈现个人心理状态可靠指示物的人物面部表情。和他们一样，沙尔科认为自己也是一位中立的观察者。对于他的影像记录，他说：“我只是作为一名摄影师站在这里，记录我所看到的一切。”

文章：Mary Warner Marien, Photography: A Cultural History, Laurence King Publishings, 2021.作者：玛丽·华纳·玛丽安（Mary Warner Marien）是一位知名的艺术史学家和摄影评论家。她曾在纽约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多所大学任教，并为多个国际性艺术史协会担任成员和职务。她编写了包括《世界摄影史》（A World History of Photography）、《摄影与评论家：一部文化史，1839—1900年》（Photography and its Critics: A Cultural History, 1839-1900）等著作。译者：四〇〇翻译小组是在南京艺术学院曹昆萍副教授和戴丹副教授的带领下，由南京艺术学院摄影专业硕士研究生组成的翻译团队。成立的初衷是借此帮助硕士研究生迅速进入学术研究状态，以翻译带动阅读，以阅读带动写作。目前，四〇〇翻译小组已译完7本摄影专著，50余篇摄影论文，共计百余万字。